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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月一個普通的周一，北京蘇寧影城慈云寺店的售票柜臺前，兩位工作人員在忙著登記會員卡退卡信息；影院的座機時不時響起，電話那頭大部分是打來咨詢閉店、退卡等相關問題的顧客；貨品售賣處在打折處理零食。
食物是有保質期的，電影院似乎也是。
“由于物業合作終止的原因，北京蘇寧影城慈云寺店將于2022年4月18日正式停業。”影城在停業當天發布了這條信息。資料顯示，該影城在2019年開業，營業時間不足三年。雖然影廳不大，但“票價便宜、座椅也舒服”，宣布停業之前，位于北京東四環的這家影院是很多影迷心中觀影的最佳選擇。
當毒眸（ID：DomoreDumou）來到蘇寧影城問詢“物業合作終止”的具體原因時，工作人員表示不方便透露。而對于這個問題，來自全國不同城市的影院從業者們問答是相似的：“大家的情況都差不多，大概率還是因為沒錢交房租。”
從今年春節過后，就有全國各地不同城市的影院再次陷入停工。直到昨天（4月20日），燈塔專業版顯示，全國營業影院總數5570，全國影院營業率46.3%。關門就等于沒有收入，沒有收入就無法活下去，影院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。
盡管有的影院是出于防疫考慮，暫時歇業，也已經有城市的影院陸續復工、開門迎接觀眾，但還是有一些影院永遠地倒下了。疫情發生以來的第三個春天，比影院預想中的，要寒冷得多。
“我已經離職了”
兩年前的4月，全國影院都還在停擺的時候，東北某省會城市一家影城的經理李明（化名）一邊著急焦慮，一邊依然在每天早上九點拉開影院的卷閘門，檢查環境、維護設備，為可能到來的復工做著準備。
現在的情況變得更糟，他甚至連家門都出不了。3月10日，他所在的影城正式停業，17日他最后一次去影院做維護工作，20日之后，小區封了，李明不能出門，而身邊人都在研究搶菜的事，“根本顧不上關心影院啥時候開門。”
在一些疫情仍然嚴峻的城市，有很多比看電影更重要的現實問題需要擔憂，影院的生存只是“非必要”的問題。
但對影院來說，活下去是必要的問題。“我們做了一些閉店規劃，也盡量留住優質終端資源。”國內某院線高管對毒眸表示，對那些留下來的電影院來說，減租談判是個重頭工作，“甚至只能和物業攤牌，確實沒錢交租金。”
疫情發生后，影院和物業關于租金的拉扯，幾次將行業新聞送到法治版。2020年，南通某影院因疫情停業拖欠商場租金遭起訴，類似的新聞并不少見。“受影響的不只是電影院，還有各個不同行業的不同環節，大家日子都不好過，即使想互相體諒和幫忙，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”有從業者說。
可誰都能理解的困難，落到普通人頭上，也是一道難過的關卡。不少影院從業者都表示，大多數影投對于停工中的電影院的員工，都只能按照最低生活保障發工資；南方某一線城市影城經理一心（化名），則會在漫長的停工期內給員工們推薦附近超市賣場臨時工的活干，因為大家都需要打工賺錢來維持生計。
長期的工作停滯后，員工在家無事可做，自然著急上班賺錢，經常有員工問李明影城什么時候能開門、他們什么時候能上班，李明也很無奈：“能讓他們怎么辦？在家練排片還是嘣爆米花？”
有一些人已經選擇離開。當毒眸試圖與上海某影城經理聊一聊時，對方言簡意賅地回復了幾個字：我已經離職了。
留下來的人，還在懷著希望繼續等待。只不過即使向前看，也很難樂觀。燈塔專業版顯示的將于五一檔上映的10部新片里，只有《我是真的討厭異地戀》和《壞蛋聯盟》等四部影片在本月有營銷事件發生。坊間不斷有消息稱，五一檔影片又將集體撤檔。
濟南百麗宮影城經理董文欣在4月6日的《影院停業日記》里寫道：“這兩天連發行群都沒有啥消息了。估計發行的小伙伴覺得影院都關門了，再讓影院經理幫著轉發影片消息，他們也不好意思了吧？或者因為疫情原因，很多影片也在觀望，比如定檔‘五一’的影片，我看現在基本不發物料了。”
對于這樣的局面，很多從業者都表示不想抱怨了：“抱怨解決不了問題。”
再小的事也是重要的事
停業這段時間里，“浙江將給到電影院補貼”這則消息很讓李明觸動。
在4月11日，據媒體報道：為減輕疫情對影院的沖擊，浙江溫州、金華兩市先后發文，按座位數給予影院補貼。
“金華市將按座位數給予影院6個月的補助，每座每月25元。溫州市3月底發布對實體書店、影院的支持措施，其中影院按座位數予以6個月（ 一、二季度）每座每月25元的補助。據介紹，溫州已為市區影院發放幫扶補助資金472.4萬元。”
消息一出，有不少全國各地的影院從業者截圖轉發，言語間全是羨慕。對影院來說，沒有什么比來自政策的補貼、幫助更實在——但在疫情后的更多時候，影院還要依靠自救。
這輪停工之初，很多從業者都已經有展開業務自救的想法。關門停業的時間里，起碼還能處理一下臨期商品、換現金流，或者做一些會員付費折扣，甚至試圖在影院做演出的轉播。只不過，在反反復復的停工、復工、再停工之間，很多人對做這些事已經麻木了：“只要不開門，沒有好片子賣，這些都是杯水車薪。”
疫情期間關門是受“不可抗力”影響，影院無能為力，而即使開門營業，有沒有好片子，也不是影院能左右的事。
處在產業末端的電影院無法決定要放什么樣的影片、影片的質量是怎樣的，也就決定不了它們售賣的“商品”是不是受觀眾歡迎、能否被觀眾買單。所以長久以來，院線從業者“靠天吃飯”、“巧婦難為無米之炊”的口頭禪都是對自身處境的無奈調侃。
即使沒有疫情，電影院也是被動的，對于這一點，從業八年的李明有“沒辦法的辦法”。在他工作的影城，每當有新片上映，他都會對員工進行培訓，讓員工知道這部影片講的到底是什么，是什么類型，誰主演。
“把基礎信息不加修飾地客觀傳遞給觀眾。”李明說，不能為了勸導影城的會員買票觀看而強行推銷影片的優點，更不能騙觀眾，“騙得到一兩張電影票的收入，但信任感一旦失去就很難再挽回。”
當然，也有一些聽完影片客觀信息的介紹后，沒興趣了、不買票的觀眾，李明覺得這樣也沒關系，“這次他是不看了，但以后有他感興趣的片子，還是會考慮我們影城。”
或許對一家小小的影院門店來說，這些舉動顯得微不足道，但已經是處在產業末端的被動之下，為數不多能做的事。
而當疫情加速了影院的生存困境，這些“小事”會變得愈發重要。比如停工期的電影院與會員關系的維系，影城經理一心很重視與顧客之間的情感連接：“比如我們做了微信朋友圈的日簽，每日置頂推薦，利用我們的停業與顧客建立聯系，告訴顧客我們一直還在。”
這也是2020年那次大停工，很多影城從業者總結出的經驗、方法之一。還有類似影票促銷、會員折扣等活動，盡管從收益的角度來衡量并不“合算”，但還是“開源”的策略之一；節省水電、人工成本，能省則省就是“節流”。
北方某省會城市的影院已經關門二十幾天了，影城經理阿志（化名）每兩天去一次他所工作的影城，檢查一下24小時通電的設備，冷藏的食品、原料。“在影院走一走，看看有沒有漏水點，設備一周保養一次，主要是不去影院看看的話，自己也不自在。”
經歷了反反復復的停擺，從業者們身上除了時刻伴隨的無奈和擔憂之外，也有了更多的經驗、變得更加從容。
“會好的”
處在危急時刻，與不確定性共存，下游放映終端還有盼頭嗎？
回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美國大蕭條年代，或許可以找到一些“蛛絲馬跡”。資料顯示，危機剛發生的1931年夏，美國全國定期放映的電影院中，有約三分之一的影院關門。然而到了1939年，美國全國電影院的票房收入增長到了將近七億美元，平均每個家庭每年（會為電影花費）25美元。
經濟危機反而帶來了美國電影史上的黃金時代，彼時好萊塢的發展壯大之路，很多從業者都并不陌生。嚴酷的生活讓很多人走進影院，以求得片刻的逃離現實，美國電影史更是用黃金時代來形容30年代。
當時下游市場的情況同樣值得注意：好萊塢影院系統的大面積建設和投放在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禍臨之前就基本完成。《1930年代大蕭條下美國電影的資本結構與產業格局》一文曾指出：
“1929年，覆蓋全國各個城鎮的影院數量竟然已經超過23000家。1941年，美國制片人與發行人協會估計，全美能夠放映影片的8488個城鎮中，總共有450家首輪影院分布在人口超過十萬的95座城市中；95%的影院所在的城鎮人口不足五萬人，但人們看電影的途徑和放映業收入又主要集中在這些影院；1941年，平均每12.5 個美國人擁有一個電影座位。”
這些數字背后的結果是，充沛的市場容量保證了電影的放映，這為此后延長民眾觀影時間而實行的“雙片制”，提供了足夠的平臺，“擴大和穩定本土市場容量是電影抗風險的基礎”。
雖然如今疫情沖擊直接帶來的國內影院停業、閉店，不能與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環境相比較，但同處于某種產業創傷階段、甚至出現存在生存問題的情形下，或許我們可以思考的是，下游市場的穩固，對電影而言到底意味著什么？
在疫情發生前的2019年，燈塔專業版數據顯示，全國一共有11470家電影院，2020年上半年疫情嚴重，但最終全年影院數量依然微漲至11977，2021年繼續上漲至12282——國內影院這一放映終端的基本盤，是呈上漲趨勢的。
也就是說，影院市場容量的豐富、增長，還會為日后中國電影“抗風險”提供基礎。畢竟疫情總會好轉，影院的經營會同很多人的生活一樣，會慢慢回歸正軌，彼時下游的穩固也會倒推上游的機會。
但問題在于，終端資源如何被合理利用、實現逆風翻盤？答案依然離不開上游的內容供給。
“影院同質化的前提下，做差異化的服務也好、提高顧客的忠誠度也罷，這些都是錦上添花，我們現在缺的是雪中送炭。”有從業者說道。而大批量的優質內容供給，就是“炭”。
燈塔數據顯示，2020年共上映影片365部，比2019年的611部有大幅減少，彼時疫情影響之下的減量還算合理，2021年這個數字又漲至691部。但在2019年，票房破10億的影片有15部，2020年只有4部，2021年即使回暖，也只有11部。
盡管今年剛開始不久，但考慮到疫情的客觀影響、影院大批關門、加上院線市場的內容儲備現狀等因素，院線市場“片荒”的情況，或許還會持續下去。
沒有數量足夠多、內容足夠優質、類型豐富的影片供給，下游談再多的“堅守”、“熱愛”，也是徒勞。
如何破局？這并不是上游或下游的單一問題，更像是產業走到某個階段后，必然要解決的復雜問題的集成——就算沒有疫情，內容的結構化合理性供給、下游單一屏幕產出大幅提升、產業各環節效能提升、培養人民觀影習慣等問題，都是中國電影不能逃避的產業現實。也只能逐一面對，才能建立真正健康的產業。
參考美國電影史上的輝煌年代，大蕭條時期是那些明星大師級、成為后世經典的作品層出不窮的年代，才讓美國電影的光彩在全世界范圍展現，也順勢將電影拉到了“一個可以作為成熟產業進行全方位度量和分析的階段”。
當時的成功經驗，在疫情逐漸好轉的今后，或許會對國內電影產業提供不同維度的借鑒意義。而今天，回到產業下游，電影院仍然是現階段的電影存在的重要載體。影城經理董文欣在朋友圈寫過，“電影是生活的一個甜頭”：我們并不是每天都吃甜品，但生活里不能缺少它。
雖然電影院并不是人們看電影唯一的、“必要的”方式，但“人間是由無數個非必要組成的呀”——對很多內容創作者來說，它是大銀幕夢想得以實現的落點；對觀眾來說，電影院是滿足社交娛樂需求的物理空間，也為那些愛電影的人“做夢”提供了心理空間。
畢竟天不遂人愿的事常有，有時候做一做夢也是好的。
